对话艺术家林沛莹:人类或与病毒共生

教育新闻 2020-03-26129未知admin

  林沛莹作品《病毒之爱》中的行为表演。《病毒之爱》是以未来的病毒作为创作对象的一部作品。当下的种种致命病毒,或许在后人眼中仅仅是酿酒做菜的普通工具,人与微生物的关系在角力、征服、破解中不断演进。(本文图片均由艺术家提供)

  设想这样一些未来可能出现的场景:购买疫苗的决定像现在购买汽车一样,将体现不同的阶级属性;注射疫苗导致的痘印会成为青少年群体中健康和时尚的象征,不像现在这样被视为疤痕而被;预防性的疫苗美容液取代了治疗性的疫苗,昂贵且具有附加值的套餐成为贵妇们新的攀比方式。这些是艺术家林沛莹的作品《天花症候群》(

  )中讨论的内容,该组作品聚焦天花这一在人类历史上影响巨大并于1979年被人类消灭的病毒,反思人与病毒的关系。其中,《疫苗美容》(

  )设想未来超级病毒的再现将使疫苗作为新的生命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对人类的审美和消费观念产生巨大影响。而由艺术家编辑的《天花纪事》则回溯了天花病毒的和治疗的历史。天花对人类东文明史的影响并不会因病毒的消灭而被淡忘,这不仅涉及医学本身,更与公共治理、交通甚至东观念史的差异有关。这个作品既有严肃的历史反思,又兼具面向未来的科幻性,是林沛莹对病毒这一题材的一次较早的尝试。

  作品《疫苗美容》中,艺术家设想未来的人类可能将接种天花疫苗留下的痘印视为美的身体标记来展示。

  继《天花症候群》之后,林沛莹一直将人与病毒(微生物)的关系视为创作主线年,她获得了荷兰的BAD大(Bio Art & Design Award,生物艺术与设计),该项支持三位获艺术家进入与其创作领域相关的实验室,并给予25 000欧元资金用于作品创作。林沛莹选择与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医学中心病毒学实验室(Viroscience lab, Eraus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合作,这一契机让她能进入真正的病毒实验室,在科学家的指导下更为透彻地了解病毒的本质。在与病毒科学家密切讨论数月后,她创作了《病毒驯兽师计划》(Tame is to Tame),作品包含文本、装置和,旨在设想人类如何像驯服野生动物一样驯服病毒,并最终与其和平共处。笔者比较感兴趣的是其中较为核心的《病毒驯兽师宣言》(The Virus Tamers Manifesto),这个作品提出了几个关键主题:人类和自然(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抑或,人类不属于自然);病毒的定位(病毒就像野生动物,我们需要学着去驯服它,抑或,病毒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击败它);个体与人类整体(个体是人类的一,抑或,个体的性优于一切);抉择(选择权须基于人类整体,抑或,选择权以个体为优先);人类作为病毒的栖地(病毒经由人类繁衍,应被消灭,抑或,应该与人类共存)。每个选择都关乎人类应该如何在地球上定位自己、在人群中定位自己,以及如何看待自己的思考——谈论的或许是病毒,而映射的却是人类的内心。

  林沛莹作品《给病毒驯兽师的茶》,容器中盛放着4种能减轻和腹泻症状的中药,供想体验诺如病毒(编者注:Norovirus,也译作“诺罗病毒”)症状的人饮用,帮助他们做好面对诺如病毒的心理准备。

  林沛莹的另一件作品《病毒之爱》(Virophilia)则在人与病毒关系的探讨中更进一步,超越了视觉艺术本身。其中大量与“病毒与食物”主题相关的行为表演和品尝会,令观众在文本阅读和作品观赏之外,亦从味觉和触觉等角度全方位参与到对主题的体验与思考中。《病毒之爱》在2019年由笔者策划的展览“准自然”中展出的版本包含了林沛莹设想自己身处2068年时所撰写的一份食谱,艺术家在开篇这样写道:

  进入21世纪后,我们再次发现“细菌除了致病之外没有意义”这一论断的错误。取而代之的是,人类的讨论主要围绕益生菌和微生物群展开。自微生物学创立至人们对细菌的态度有所转变,大约经历了200年。自21世纪后期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视角转变。我们将人类重新看成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部分。这亦促使人类以不同方式看待生物,这思维让人们探索病毒的不同用途。人类将病毒用于医学,如疫苗和基因治疗载体,这并不令人意外。然而,与病毒最初出现时相比,将其用于食物与娱乐是一个十分不同的转变,但支持非医学的病毒研究的科学基金还是相对较少。

  在艺术家通过食谱所描绘的未来场景中,2068年的人类已经通过透彻的科学研究“驯服”了21世纪初那些令人闻风丧胆的病毒,他们使用这些病毒一如当今的人类使用微生物来酿酒、制造奶酪甚至调养肠胃。作品还包含了一幅长卷,用古老的字典体记载了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ICTV)所制定的5 000余种已知病毒的名称。病毒是不断变异的,而字典却是经典的象征。这种记叙方式与被记叙对象的反差,本身就拥有巨大的张力——西西弗斯似的劳作,却是当下的现实。

  林沛莹提到,她在和病毒学家聊天的过程中学到了“病毒生态圈”(virosphere)一词,即很多生物因为病毒而联系在了一起,它们彼此并非全然是竞争关系,而是像生态圈一样,拥有平衡系统。因此,若是抛开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在和平阶段更多地去了解和研究病毒,而非总是将其视为敌人,人与病毒或许能以一种更为和谐的状态相处。

  《病毒驯兽师计划》这组作品很独特,它设想把病毒作为野生动物一样去驯服,有一种非常乐观而平和的态度在其中,没有人类惯常面对病毒的那种剑拔弩张。首先,想了解一下你创作这个作品的初衷。林沛莹:

  《病毒驯兽师计划》算是在《天花症候群》之后的再次尝试。其实在做《天花症候群》时,一直有欧洲人表示无解我的主题,我发现东对疾病的理解、恐惧有很大差距,所以尝试调整到一个比较中性、普遍的角度。这一系列作品其实跟两件事情有极大关系。第一件事是小时候看了作家王晋康的小说集《平衡》,讲的是天花大瘟疫重新后,人类运用中医理论增强免疫力并与天花抗衡直至生态圈重新达到平衡的故事。二十几年前,当时我约莫10岁还是12岁,的科幻作家极少,两岸在文化上的互通也不多,尽管有张系国等人,但他们的作品对儿童来说略难。这几乎是我当时唯一能拿到的中文科幻作品,可能因为文化背景,这本书读起来也莫名地让我比读科幻作品更有感触。我应该就是那时开始注意这种在“复杂系统之下尝试平衡”的思维哲学。

  而病毒本身对我来说是极为有趣的题材。我喜欢难以划分的界限、可以被重新定义的边界。病毒作为在生物学上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存在,又能人类阶级对人类一视同仁,结构相对简单却能制造复杂的、文化、问题。

  回到作品本身,当初在BAD的竞赛阶段我就想以病毒为主题,也是因为自己对病毒的浓厚兴趣。一开始的提案是关注人因为病毒的关系改变行为,尝试跟病毒共存。在与科学家交流后,合作的科学家Miranda de Graaf提出诺如病毒特别适合这个主题,因其没有疫苗、快速暴发、容易的特征,且因为患者个体特质不同而会出现有症状与无症状、重症与轻症、易感染与不易感染的差别,我开始有“使用病毒来定义人类”的想法和“驯兽师”这个概念。

  与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医学中心病毒学实验室的合作模式是怎样的?是进驻实验室,还是定时访问?与科学家的沟通过程如何,科学家对你的作品有什么反馈?林沛莹:

  当时是不定期开会。主要是与合作的科学家Miranda de Graaf讨论病毒的形式,她带我在实验室里走了一圈,介绍相关的研究设备与研究方式以及他们在研发的技术。最有趣的莫过于看到他们在实验室中因为对安全的要求而表现出的特别的肢体动作(例如用手臂开水龙头)、收集病毒的方式以及各种将病毒具象化的方式。和科学家沟通时有一个很神奇的瞬间。我当初想要做一个诺如病毒绒毛娃娃,因为绒毛娃娃对人们来说是可亲近且舒适的。要做这个娃娃,得从病毒结构开始研究。诺如病毒由60组相同的三种蛋白组成,我原本以为蛋白质外壳会是柔软的,所以选择用毛线,当我带着原型(prototype)去问Miranda时,她拿到原型便说:应该要硬一点才对。也因为这样,我后来才使用绒毛布来做诺如病毒绒毛娃娃球。

  此外,在讨论如何研究诺如病毒病人以方式病毒时,Miranda告诉我,她看到有实验论文提到使用某种药水让人,非常有趣,这也了我对使用食物触发生病体验的想法,逐渐发展成下一个创作计划——《病毒之爱》。

  《天花症候群》《病毒驯兽师计划》和《病毒之爱》三组作品都与病毒有关,在创作上是否有演进关系?林沛莹:

  我觉得从《天花症候群》到《病毒驯兽师计划》是人类逐渐向病毒靠近的过程,而《病毒之爱》想要更近一步。这个动机来自从Miranda那边学到的“病毒生物圈”这个概念,就是在生物圈(biosphere)之上还有一个病毒生物圈,指因病毒而被联结在一起的生物。从生态圈的角度来看,我们若视病毒为生态圈的一,它们就不再是敌人,而是可以共同生活的对象。科学家还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90%的病毒都是有益的,只有10%是有害的、会致病的病毒。所以我想要尝试从非常友善亲近的角度来看待病毒,也造就了病毒食谱与一系列表演的产生。(原载于《信睿周报》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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